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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烦恼”
发布日期: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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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职业农民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力。然而,目前职业农民全面发展尚有不少制约瓶颈,如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内容与农民实际需求还不相适应、对职业农民的支持政策不足等。为此,各地各部门纷纷出招,想办法提建议,以期解决这些“成长的烦恼”

  乡村振兴,人才为先。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当前正值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周年,10月26日,首届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论坛发布了《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指数”。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情况如何?怎样破解他们“成长的烦恼”?如何让农民从身份称谓回归职业称谓?

  加大农业人力资本投入

  “全国十佳农民”向辉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农园果蔬合作社理事长。她是一名土家族姑娘,怀抱梦想,弃商务农,种起水果和茶叶,带动村民致富。2015年,她在武汉参加了国家级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班。“培训下来,感触很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她决心办“田间学校”,培养更多新型农民。2016年,合作社成立来凤县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开始授课。随后,科技指导员、科技示范户培训工作相继展开,目前共培训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800人次。

  向辉是我国1500多万名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张桃林在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有近6亿农民,即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也还会有4亿多农民。只有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才能厚植乡村振兴的主体根基。当前,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体规模已超过2000万人,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占75%以上。新时代,需要他们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更好地发挥骨干引领作用。

  “以往谈到乡村振兴多强调对乡村发展的物质投入,其实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叶兴庆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乡村流向城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流动性大,年龄大的文化程度低的沉淀在农村。务农老龄化低学历化,使得“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随着一大批怀揣梦想的人才加入,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党委书记杭大鹏表示,据统计,45岁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占54.3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型职业农民占30.34%,较以往均有所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年龄结构正在优化,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68.79%的新型职业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平均每个新型职业农民带动30户农民。他们运用新理念新技术创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并主动联系对接小农户,已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突出亮点。

  加强农民职业培训

  早在2012年,原农业部在全国100个县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2014年会同财政部正式全面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取得良好效果。截至2017年,培育工程实施范围已扩大到全国2000多个农业县(团、场)。同时,农业农村部还会同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启动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育试点等,各地纷纷实施特色培育工程,推动职业农民发展。

  江西省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养计划。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说,截至2017年底,依托江西农业大学累计培养学员1.2万余人,基本实现了全省1.6万个行政村每村都有一名农民大学生的目标。该省赣州市定南县岭北镇兰州村的李良华是2015年“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参加培训后对农业物联网有了兴趣,回村后通过云直播,实现了土鸡养殖全程可追溯。去年,李良华又发展了“互联网+基地”模式,在网上打出了品牌。

  安徽省启动现代农业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马传喜介绍,2012年2月份,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团委、安徽荃银高科种业公司共同发起了现代农业青年人才计划。采用校、企、团联合育人的有效机制,三方共同研究制定了人才方案,实现了人才培养、创业孵化和就业创业一体化。5年多来,吸纳各类社会资金参与人才培养累计超过5000万元。

  杭大鹏介绍,各地已基本形成农业部门牵头,以公益性培训机构为主体,市场力量和多方资源参与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是我国唯一一所具有从中央到省、市、县完整办学体系的公益性教育培训机构,且专门从事农民教育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国家队和主阵地。每年在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中,农广校体系承担了60%以上的任务。同时,各类农业科研院所、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

  完善农民社会保障

  不过,数据显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据统计,全国仅有7.5%的新型职业农民获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15.5%的新型职业农民获得了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认定;21.1%的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接受学历教育;11.1%的新型职业农民享受到规模经营补贴;在有金融贷款需求的农民中,仅有12.3%的新型职业农民贷款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张桃林认为,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新型职业农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和结构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已基本形成,但促进职业农民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城乡发展差距导致人才虹吸效应,乡村振兴“缺人”现象仍比较严重;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内容、方式和课程体系等与农民实际需求还不相适应;农业的比较效益较低、风险较大,对职业农民的支持政策不足。

  “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能够有尊严、被尊重,社会保障要跟上。”叶兴庆表示,要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推动将职业农民纳入职工或者居民社会保障、医疗、工伤等范围,创新机制解决职业农民就业流动、职业转换等情况下的社会保障,真正消除其后顾之忧。此外,还要完善三权分置,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让其能够放心地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说,近年来全国农学类本科学生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但在全部本科学生中所占比例却大幅下降。他建议,增加农业院校招生指标,加强农业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建设投入。同时,强化职业培训、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满足职业农民多层次的教育培训需求,逐步完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李波认为,建立职业农民制度是培育职业农民的首要任务。职业农民制度要推动农民由户籍身份向职业称谓转变,建立职业制度体系和职业能力提升通道。尤其在扶持职业农民就业发展方面,要制定专门的就业促进政策,在金融保险、金融保障、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扶持,支持职业农民创新创业,促进职业农民组织化发展。

  专家表示,随着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新型职业农民将在职业资格认定、学历教育、政策扶持等方面获得较大提升空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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